再说残炉上的断代文字

2005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见到一件出自北宋龙泉金村窑的残炉，此炉虽残，却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标本，且器身尚残留大部分铭文，具有重要的考证价值，于是当时即为此写下一篇简短的小文章——《残炉上的断代文字》置于网上（详见于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网站），以期与各位龙泉窑收藏研究爱好者交流探讨。不少朋友看到文章后果然对这件残炉产生兴趣，并围绕此展开热烈的讨论（详见于“古玩世界”网站论坛龙泉版《千年的祝福：大吉——学术/精品之贴》），有些朋友还通过史学考证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件残器引发诸多争论是一种好现象，它反映出古玩收藏研究爱好者的理性认知成熟度，同时营造出良好的交流学习氛围，让我们既学到知识，又从中体验到收藏研究的乐趣。笔者在细细拜读论坛帖子后也大感裨益，但对于有些观点实不敢苟同，一些考证看似凿凿，实际太过僵化机械，经不起推敲。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笔者为此又做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考证，从而更加坚定自己原先所持之论。

为了论述方便，现将残炉重做具体描述：器残高约12厘米，口径约11厘米，整个器型颇似一盏灯，炉身呈圆筒状，折腹平收，下装高足座垫，座面隆起，炉身外腹壁装饰出筋莲瓣内填篦纹，底座上层刻划忍冬纹，下层饰圆头仰莲瓣内填篦纹，釉层不厚，釉色青翠，光洁清亮，有玻璃质感，无开片。圈足过釉，外底露胎，有窑红斑迹及窑具垫烧痕迹。从残段面看，胎质细腻洁白，瓷化程度高。残炉铭文有两处，均为釉下刻字，一是炉身内底刻“大吉”二字，二是炉外壁折腹处有两圈字，大致为“（内圈）大宋國两浙江東道處州龍泉縣延慶乡ꇵꇵ都今村里”；“（外圈）奉神弟子ꇵꇵꇵ(可能为人名)敬香炉一隻供養靖位聖德保門青吉祈保ꇵꇵꇵꇵ（可能为烧制时间，惜已缺）”。

笔者认为此炉为北宋早期作品，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此炉有别于宋代龙泉窑常见的樽式炉、鼎式炉、鬲式炉等各式炉，其造型纹饰颇有唐五代越窑遗风。出筋的莲瓣，粗疏的篦纹以及同类造型等在北宋早期龙泉窑作品中都能找到印证物。二是炉上的铭文。据考，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已将“道”这种行政区域级别的称呼改为“路”，并分天下为十五路，所以，此处的“两浙江东道”是一个重要的断代依据，此炉烧制于北宋初无疑。

对于此炉的争论，焦点即在于这段反映宋代行政区划以及城乡基层组织名称的铭文，争议点是这里出现了“ꇵꇵ都”。有观点认为，“‘都’这一宋代乡村基层组织的出现始于宋哲宗（1086）即北宋中期偏晚（此说据王曾瑜《宋代社会结构》相关论点）。此炉上的‘ꇵ都今村里’字样说明它的烧造年代不会早于宋哲宗时期。另据宋史，龙泉县因徽宗宣和三年（1121）避龙字讳改名为剑川县，直到南宋绍兴元年（1131）复名。结合这些文史资料推断，这件瓷器的准确烧造年代应为宋哲宗至宋徽宗宣和三年，或者是绍兴元年以后的南宋早期，而铭文中的‘道’系窑工误刻，应为‘路’。”

单以一“道”字断代固嫌武断，而以一“都”字立论未免也有欠严谨。且不说宋史专家的观点是否权威，仅以“都”的出现作为此炉烧制年代之上限则太过拘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某项新制度的推行必定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都保”的概念若追根溯源，是古已有之的。战国时期就有“什伍相保”的说法，唐代最基层的组织是邻接的五家组织成一保，这种组织也称为“伍”，并设有伍伯或保长，为县役性质。宋咸平元年（998）时，就有大臣提议“置伍保以检察奸盗”。而“都”，原先是唐末五代至宋的一种军事编制单位，所谓“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五代十国的节度使牙兵还常以“都”或“军”为番号。《吴越备史》（四库全书本）载：“广明元年冬十二月，黄巢犯阙，僖宗入兴元。杭州始建八都……各聚千人以卫乡里。”又“初，杭州山贼朱直为乱，遂募八县乡兵以讨之，因为八都。”这里颇能见出“都”建置的历史背景以及性质作用等，当时钱鏐据有两浙的基础力量便是“八都（后扩为十三都）”。牙兵制在五代十国非常兴盛，由于地方割据，战乱频仍，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重要组织的“都”，其数量不在少数。至于它是否也兼有行政区划功能，尤其是吴越地区是否出现过个例，现难以考证。后来，王安石创保甲法，以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此时之“都”、“保”与彼时之“都”、“保”虽有性质之别，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是一脉相承的。王安石自己也说，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而非今日之立异。这其中的一条重要思想便是国家用军事编制来控制国家农奴，保甲初行隶司农寺，而后来则改隶兵部。所以不能将“都保”单纯地定性为“乡村基层组织”，也不能划一地认为，作为行政区划的“都”始于哲宗。所以残炉铭文中的“ꇵꇵ都”也不能先入为主地界定为“都保”制推行时期的一个关键词。

  其次再说“两浙江东道”。浙江之名源于钱塘江，即之江，两浙的概念与钱塘江紧密相关，钱塘江之右（以北）为浙西，左（以南）为浙东，合称两浙。浙东、浙西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关于两浙的区划在唐代是逐渐细化明确的。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全浙在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分为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肃宗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古时浙西包括苏南上海一带)、浙东、宣歙、福建四道，浙西即浙江西道，浙东即浙江东道（处州属之）。期间，浙江东西两道曾几度合并，直至贞元三年（787）恢复后不再合并，沿袭至宋。北宋至道三年（997）定天下为15路，遂有两浙路，南宋始分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残炉上的“两浙江东道”其实是“浙江东道”，冠以两浙则更加明确其中的地理从属关系。如果说道是路之误，则北宋仅有两浙路，不可能误差那么大，即使为“两浙东路”多出来的一个“江”字也无处着落。窑工误刻现象是存在的，因为那时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我们也看到残炉上的字刻得并不好看。但“道”与“路”相差较远，而错别字则大多为同音讹误现象，如“金村”误为“今村”（或为当时通假字），因当时的金村正是龙泉窑的制瓷中心之一，此处可肯定为金村无疑，此炉出于金村窑。唯其如此，才有条件定制烧造此炉，如外地购买，只能在成品器上写字了。所以，认为“道”是“路”之误很牵强，也没有依据。

其实，类似此残炉的这类龙泉淡青釉器物，往往被误定为南宋早期作品，所以引起争议并不奇怪。笔者多年来一直执着于对龙泉窑器物、出土瓷片和窑址的考察与了解，从文献到实物多方求证认为：五代至北宋早期这一阶段，是龙泉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对于之前的龙泉青瓷而言，这个时期的产品品质出现了一个飞跃，而相对于南宋时期的梅子青与粉青石灰碱釉青瓷而言，它又有自己独特的釉色特点。这一阶段的制瓷中心则是金村。在今日龙泉的金村一带，还遗留着大量的窑址碎片，皆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青釉呈现淡淡的灰白色，透明光亮。如本文所述的残炉，其胎釉做工均为上乘，代表了当时龙泉金村窑的技术高度。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五代与北宋早期的龙泉窑，并且还给它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这不只关系到器物断代的问题，同时更是对龙泉窑发展历史的一次重新认定。